HOME-杏悦-「高效益,更安全」，从东汉末年到隋唐的这700年间，虽然王朝在不断更替，可是士族却始终在统治集团内部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甚至一度发展到主导地位。根据相关统计，从西晋开始，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一直都在50%以上，最高达到过80%以上。其中的琅琊王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等等，大家都听过的这些顶级的氏族，那更是维持了长达700年的强盛繁荣，真的是
士族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股社会势力，他们聚族而居，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拥有部曲、宾客等武装力量，互相之间的还联姻，在地方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社会声望。面对这股庞大的势力，统治者如果无法将其消灭，那就必须要与其合作，将其纳入到自己的体制之中，以获取他们对自己政权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否则统治者就很难站稳脚跟，统治也很难稳固。而对于士族来说，加入政治统治阶层，不仅可以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还能借助所新获得的政治地位来增强和扩大原有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以士族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这种合作是双方都希望的，希望互惠互利。
士族在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形成，在三国时期，曹魏、蜀汉、东吴都在借助士族的力量来稳固政权。到了西晋建立并实现统一后，士族获得了充分发展，实力进一步增长。这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西晋所继承自曹魏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
这项制度在曹魏时除了看候选人的出身外，还是会看其才干和品德的。但是到了西晋时期，基本上只看候选人的出身，中高级官职、重要官职都被士族所垄断，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
著名历史学家毛汉光老师，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根据正史记载，对从东汉末年到唐朝灭亡期间，各个时期的官员的出身做过统计，就是在西晋时期，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开始超过了50%，此后历朝历代无论如何变动，那么这个占比始终没有低于过50%。
西晋灭亡前后，北方诸多士族纷纷南渡，与江东本土的士族联合支持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朝，就是东晋。在东晋时期，士族的实力发展到了顶峰，形成了门阀政治的现象。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一度高达80.8%。东晋皇权不振，皇帝只能在诸多士族的包围下，不断平衡各方势力来保持自己的地位。
与此同时，北方的十六国由于政权更迭太过频繁，战乱不断，统治者大部分是胡人等，所以留在北方没有南渡的士族纷纷建立坞堡自卫，对政权的参与程度不太高，这也是十六国各个政权始终无法建立有效统治的其中一个原因。
到了南北朝时期，作为南朝第一帝的宋武帝刘裕，极力想削弱士族的力量，以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宋武帝任命寒门掌管机要，让宗室出镇地方，并剥夺了士族的军权。这一政策为此后的南朝各朝所继承并完善，这是南朝的士族子弟大部分都任职文官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和东晋不一样，东晋的时候，南朝士族是文武兼备的。这一点在毛汉光老师的统计数据中也得到了印证，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一路下降。刘宋建立时，这个占比是72.2%，但是到了陈朝的时候，就只剩下56.6%了。
这其中也有南朝梁末年的侯景之乱的原因，但是宋武帝的这个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不过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也是被很多人所误解的，那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称为寒门、寒素的阶层，他们在统治集团里并没有取代士族的地位。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士族、小姓、寒素这三个阶层中，士族一直都占据了优势地位，最低也是在50%以上。士族的优势并没有消失，只是没有东晋时期的优势那么明显而已，没有那么鼎盛了。
南朝各朝虽然通过各种措施极力削弱士族，但是士族长时间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势力，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被取代和消除的。南朝各朝的皇帝们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仍然不得不与士族合作，他们还需要士族的配合，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而与南朝对立的北朝，作为北朝开创者的北魏，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并不高，只有31.1%。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广征中原，士族参政，加上北魏的胡族部落也效仿汉人的习俗，他们也逐渐变成了大小不等的家族，出现在统治阶层里，所以这个比例呢，很快就上升到了63%。而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启汉化改革之后，这个比例更是一路上涨，最后呢，竟然高达79.7%，这个比例与南朝氏族在东晋时期的最高峰80.8%已经非常接近了。
到了北魏末年，朝政大权落入了契胡族酋长尔朱荣手中，尔朱荣在“河阴之变”中屠杀了王公贵族、百官公卿2000多人，北朝士族遭到了沉重打击。不久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再后来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那么在这一东西对立的大背景下，双方战争不断啊，这给了寒门还有普通百姓等凭借军功上升的机会。那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就导致了东魏、北齐的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下降到了58.8%，而西魏、北周的占比则是下降到了69.4%。
西魏、北周的占比更高一些，这个其中的一大原因是西魏权臣宇文泰通过建立府兵制和组建关陇政治集团，将大量的胡汉士族纳入到自己的政权之中。这一时期南北士族的遭遇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无法恢复当年的盛况了，但是在各自的政权中，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
另外，毛汉光老师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还对两晋南北朝各个朝代主要文官的士族成分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比如司徒、尚书令、尚书仆射、侍中、中书监令、中书侍郎、九卿、御史中丞等等，这些掌权的高官其氏族成分更高，从而也证明了士族的这种优势地位。
到了隋朝时期，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乱世，由于隋朝是通过比较和平的手段继承了北周，所以士族出身的官员，在其统治阶层中的占比和北周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达到了67%。
随后的唐朝实际上与西魏、北周、隋朝一脉相承，唐朝在其初期，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比例也都是60%多，主要就是这个关陇士族和山东士族，这些都是北方士族。因为南北朝乱世最终是由北方政权结束的，这就奠定了北方士族在隋唐两朝的政治之中的地位，要高于南方士族。
而到了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俩联手打压士族，尤其是武则天更狠，她希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过，武则天通过科举和举荐等方式新引入自己政权的人，仍然是以士族居多的，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唐代新士族，他们取代了一部分的魏晋旧士族。
从毛汉光老师的《中古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统计表》与《唐代旧士族与新士族统计表》这两个表里面能看到，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和唐朝初期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有些许下降，在63%左右。但是魏晋旧士族在唐朝士族中的占比和唐朝初期相比，已经下降了10%，到了51.5%。而唐代新士族则从3.3%上升到了11.8%。
因此这种变动它仍然属于士族内部的变动，是新取代旧的变动，士族在政治上社会上占优势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整个社会架构仍然是以士族为主导的，士族确实是在衰退之中，这个趋势从南北朝就开始了，但还没有达到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的程度。
我们还可以看另一组数据，整个唐朝共有宰相366人，其中最顶级的18家大世族，比如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等，从这里面出身的宰相就有187人，占据了半数以上.如果要是再算上一些的小士族去担任唐朝宰相，这个比例会更高。
整个唐朝士族出身的官员在统治阶层中的占比最低的时候是安史之乱后的一段时间，安史之乱对世族的打击很大。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隋朝、唐朝不是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吗？不是实行了科举制吗？那为什么士族所占比例还会这么高呢？
这里就要涉及到唐朝的选官制度，也就是唐朝并不完全都是通过科举来选拔官员的，还有其他途径，这里我们不细说了，单就科举制来说吧，平民百姓能参加科举，那士族子弟也能参加科举，而且士族还先天占据着大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的资源，这不是平头老百姓能比得了的。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参加科举考试你得学习吧，那士族能请什么样的老师，老百姓能请什么样的老师呢。哪怕大家在明面上，确实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是公平的。就是我们都不看出身了，我们不看这些先天性的因素，我们就看后天的，我们就看谁考的分数高，但是即使是这样，最后也会造成结果上的不平等。因此，在唐朝考中科举的人里面，最多的就是士族子弟，这些士族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占据了各个重要职位。整个唐朝科举出身的官员里，士族占大半以上。
科举制的出现，对于平民百姓、寒素阶层的上升是有帮助的，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看出身是不一样的。然而在科举制实行的初期，它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一项制度的改革如果缺乏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制度变革的话，那么并不会立即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因此，虽然唐朝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它被士族所利用，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
直接原因就是“黄巢起义”对这些士族大肆屠杀，直接从肉体上进行了消灭。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士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动乱，而且不止一次，比如侯景之乱、河阴之变等等，南北士族也被大量屠杀，都遭到了这种沉重的打击。那时候士族被围杀却没有消失，偏偏黄巢一屠杀，士族就消失了。
王汉光老师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里也做出了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隋唐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实行了科举制。士族起初只是在地方上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统治者将其吸收纳入政权后，他们就又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很多士族，他们既在中央担任官职，同时还在地方上经营其庞大的产业，既有政治性，也有社会性，既是中央官员，同时兼任地方领袖。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士族即使在中央失势了，还可以回到地方做地头蛇，哪怕在中央受到沉重打击，也可以凭借其地方势力东山再起。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相对来说不容易受动乱和朝代更替的影响，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程度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要强，任命和推荐官员的权力全部都收归了中央，就连地方州郡僚属的这种任命权都被中央给收回去了。那么这就使得士族不能长期留在地方，必须要经常在京城活动，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做官机会。
而且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很多士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唐代科举的试卷是不弥封的（就是不盖住考生的姓名），考官一看就知道这个试卷是谁写的。所以考试的人如果要是想比较容易入选的话，他就要提前创造出有才华的名声，让这些考官提前记住自己。
居住在京城的士族就会有种种便利的条件。举个例子，在地方上的再有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传到京城考官的耳中。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考取之后也并不会直接授官，还要经过吏部或兵部的审核合格后才行。如果没有考取的人，也可以找他人推荐来去担任一些下品官职。
所以唐朝士族的各个家族，他们纷纷派遣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长期居住在京城，以谋求官职。士族子弟很多代人长期居住在京师，加上大家族的分房分支，这样时间一长，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远，感情也会越来越淡漠。而士族逐渐脱离了原籍，他们成为了纯官僚人物，地方性消失了。因此在晚唐的时候，这些士族早已脱离了地方，由一股社会势力彻底变为了官僚体系中的一员。
那么士族在唐朝所形成的这种官僚人物，毫无地方根基，对于动乱的抵抗能力更弱，很容易随着朝代的兴衰而浮沉。因此黄巢起义的时候，黄巢在两京地区大肆的屠杀士族，以及随后的唐末五代的各种动乱，对这些士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使得兴盛了700年的士族阶层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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