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9娱乐注册-首选网页，（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赵丹 朱梦园）3月12-13日，“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就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会议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原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办。

　　“文明社会”绝不是对历史的凭空想象，而是真实的体现在文明的物质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将包括与“国家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等称之为文明的“物化载体”。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古代都城（都邑）、陵墓的规划、形制演变与发展具有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特点。与会学者就都城（都邑）在各时期的变革与延续及其重要性，确认了都城（都邑）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标志性功能；通过对不同时期陵墓的考察探究陵寝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郑君雷研究先秦邑与秦汉郡县时发现，二者具有历史延续性，先秦邑与秦汉郡县空间结构和地域范围具有相似性，而秦汉郡县制度也是在东周郡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形成从东周至秦汉的明显继承关系。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陵墓及相关墓葬制度，陵墓考古的发现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载体。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毅认为，陵墓考古丰富了历史内涵、补正了重要史实；真实反映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和历代皇室丧葬习俗和相应信仰观念。皇陵随葬品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帝王陵墓建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营造技艺。皇陵以物典制的形成，见证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至巩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缩影。

　　与会学者通过对各时期各类器物的研究，发掘器物表象与内在不间断的文化基因，阐释器物及文字所蕴含的历史、思想、文化等信息，诸如铁器化进程、冶金体系的构建、唐三彩的生产与流通以及货币的发展、西阴文化彩陶图案、三星堆青铜器图像内涵、石峁石雕的使用场景及功能、先秦礼器的使用与理念、铭文等都成为中华五千年灿烂而不断裂文明的有力佐证。基于对冶金体系构建与作用的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注意到，金属的发现、开采、冶炼、制造和使用，是人类社会文明从产生、发展、初步成熟到繁荣昌盛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和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以铜和铁为中心，中华文明在初步形成过程中构建起了具有鲜明特征、独树一帜的冶金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初步形成的标志和支撑。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代开始至战国早中期是中国的铜器时代。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中华文明古国在世界的历史地位。同时，青铜器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资源高度集中、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礼制繁荣、宗教政治化等现象。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文化之间在碰撞中融合、分裂中重组，共同融入“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筑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以大量考古成果为例说明，商周以来，由早期中国向统一的秦汉帝国过渡，春秋战国时期夷夏共同体的重组；秦汉统一以后，出现几次南北方大动荡、大融合浪潮，多元文化背景的同时反映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以后，虽然有分有合，但能够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断裂，文化基因生生不息，在世界文明中一枝独秀。

　　中华文明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各地区的文明化成就汇流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奔腾大河。中原和江汉地区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两大核心区域。两地区的互动交流由来已久，考古学成果表明两支考古学文化交流融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靳松安认为，汉水中游地区作为两地的桥梁。在龙山时代晚期后段，王湾三期文化大举南扩，彻底扭转了两地区文化的互动态势，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也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也注意到，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两大文明区在新石器时代的不同时期发生交流，在距今万年前后南北文化在中原交汇，直至屈家岭文化在中原发生显著影响，融入华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在江西铜陵、安徽铜陵以及铜绿山冶炼遗址片区相关遗存发现，商周时期技术互动，经济、文化、人群交流的互动，长江地区与中原地区互动，也推动了中国青铜时代文明进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魏坚从中华文明史、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及北方民族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贡献四个方面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中华文明史是连续不断的历史，我们应当复原的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中国，同时也要多关注北方民族的南下与融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汉唐之间是南北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梅田的研究注意到，拓跋鲜卑在汉唐时期的南下具有典型意义，接近农耕地区是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他们建立封建政权后几次迁都的理由。平城时代是拓跋鲜卑逐渐摆脱部落联盟制而走向封建化和中原化，建立新型皇权制国家的时代，也是融入中华一体化文明体系的时代。

　　对不断裂中华文明的考古学阐释中，考古学者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创新研究方法与概念工具，不断增进研究结果的创新性与科学性。与会学者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诠释“不断裂中华文明”主题，运用材料广泛、研究视角多样，强调要注重多学科交叉互动以及解决学术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的探索及创新，使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在考古材料的解读中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文明同样具有连续演进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主张，应建立旧-新时期时代过渡期的概念，时间应为距今20000-8000年间，未来学界还应不断深化对旧-新石器时代转变进程的研究，尽可能补齐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缺环。

　　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二里头的研究历程也见证了中国考古学不断走向成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陈朝云将二里头的考古学术史分为两大阶段，她认为，1959年秋到1999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为，1999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其发掘和研究经历了由物质文化史为主到社会考古学为主的转变，后者包括聚落、社会变迁、生业模式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为二里头文化与夏商分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他发现，龙遗存广泛见于二里头遗址中青铜器、陶器、玉器、漆木器，不过，龙纹遗物多出土于夏时期大中型墓葬，而不见于商代早期墓葬，可见龙崇拜或可视为夏商分界。结合古代文献中夏与龙关系的诸多记载，他提出，二里头文化龙形象是夏人尊龙、崇拜龙的反映，龙是夏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关于多种考古科技方法的运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冯健研究员在隋唐考古中颇有心得，他建议，可以采用将考古调查、勘探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模式，对城市考古工作进行探索，将碎片化的发现与发掘节点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复原整个隋唐长安城的目的。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提出，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等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以文化遗产学作为考古学分支不恰当。目前国内未建立文化遗产的学科体系，博物馆学发展亦面临着一定困难。如何利用百年考古的遗存，让文物活起来，还需要多加强相关学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