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世皇朝注册主管-登录首页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刘裕创宋，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虽然刘裕借助北府兵建立新的政权，但南朝开始就消除了门阀士族存在于国家政权的理由，将他们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朝时士族门阀制度继续衰落。刘裕即位后，吸取他创建政权时获得的经验，规定只能由皇子做刺史，高门士族只能作州府僚佐。皇位继承不再由门阀士族操纵，但伴随皇位更替而来的宗室残杀则成为南朝政治的突出表现。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南朝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南朝重新确立。但此时门阀士族因其在政治及社会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在新政权中人仍受重视，门阀士族子弟仍能仅凭借门第担任清要官职，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但门阀士族在南朝各代毕竟只能依附于皇权而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皇帝们往往采取各种措施来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门阀士族越来越成为争执中的摆设，被剥夺了实权，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处于不断的衰落中。北朝的门阀士族制度同南朝一样继续衰落。北朝的世家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的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北魏分定姓族后的“四姓”家族，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体现。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北魏建立后对北方世家大族进行了重新选择和淘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北方大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原本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豪强，在重重打击下归于沉寂，而一些自身宗族势力并不强大，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则在王朝的扶植和遭际之下成为一时盛门。“孝文帝分定姓族，标志着北朝门阀序列的最终确立。”⑺在这种背景下确立起来的北朝高门大姓虽带着汉魏旧门的桂冠，却已具有明显的“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北魏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北魏王朝的矛盾，主要不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如何利用和改造这一制度框架以攫取自身的利益以增加其权力、威望和财富。与名家大姓的显达相反，从总体上看，地方豪强在北魏时期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新的门阀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作为贵族的最上层，宗王的权力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加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北魏末期的社会危机。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南朝士庶界限日益分明，士族队伍不断缩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十足集团的脆弱和孤立，北朝士庶界线则宽松，士族队伍的无线膨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身份的蜕变。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隋唐以降，承南北朝百年之余绪，以“七姓十家”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仍旧维持着较为持久的社会存在，他们虽“累叶陵迟”，尤“以婚娅相尚”⑻，在一定时期内“光荣孤立”于皇权之外。只有在排除皇权的干扰、社会教育的普及以及门第观念逐渐消亡之后，他们才最终从历史上消失。

　　⑴⑵⑶《中国历史大讲堂——两晋南北朝史》刘精诚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

　　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源自文库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已难挽回，孙吴终于灭亡。西晋政权同样是世家大族的政权，这一时期，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起来了。那时的政治，通常称为“门阀政治”。在门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曹丕建立魏国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起了重要作用。西晋灭吴后，面对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只好“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⑷尽管这样，江东地区仍极不稳定。在西晋八王之乱时，江东世家大族陆机委身于成都王司马颖，参与八王之乱，顾荣、戴渊等见西晋政乱，便各归江东，自图发展。西晋虽从军事上实现了统一，却未能从政治上将这种统一巩固下来。西晋灭亡的与世家大族的参与是分不开的，而世家大族在西晋也一度被削弱。门阀士族制度在东晋达到鼎盛，士族居高位，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依靠南北世家大族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各种矛盾。南朝以后士族地位继续下降。王导调和南北士族矛盾，使东晋王朝得以建立。东晋与西晋虽然都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但东晋政权是参与和支持建立这个政权的几个大族的联合专政。支持东晋的南北大族中，先后交替执政的有王导、庾亮、谢安、桓温四大家族，皇帝的权限很小。“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⑸，就是东晋政治的特点。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去的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政治倾轧和实力较量才行。于是我们看到，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以抑王氏兄弟，这引起了王敦与执政王导勾结，以南人钱凤、沈充为援共判晋室。王敦叛乱两次举兵，牵动的矛盾并不全同。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在世家大族势力强大时，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⑹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东晋末期，士族门阀制度走向衰落。肥水之战后，士族势力已经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成为了枯木朽株。孝武帝所作重振皇权的努力功效甚微而触发的矛盾却很复杂。东晋末，刘裕纠合北府兵下层军官，起兵消灭桓玄，击败卢循，摧毁南燕、后秦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权势日益上升，最后取代名存实亡的东晋。